既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刑事诉讼中的要求和延伸，又是刑事诉讼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践行和推动。
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党规与国法之间的协调一致是法律体系的根本要求，在效力等级上不能采取含含糊糊的态度，而是需要构建一个以宪法为统领、以党章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效力体系。
在普遍缺乏好制度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对制度的强调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好制度对人的提升是有限度的，好制度并不能使所有人成为好人，坏制度也不能使所有人成为坏人，所以中国在几千年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一直存在法律和道德并存的情况，既发挥法律底线的功能同时发挥道德教化的效果。第二条 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第三，从宪法上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是领导党。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致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德性特征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认同，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共产党人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相一致。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此后的多起突发事件中，政府在应急过程中依旧暴露了很多缺陷和不足。
[41]在行政领域尤其如此。应急状态与常态下的行政法治存在诸多差异性。（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进入专题： 法治政府 发展阶段 十大关系 。
创新是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19]杨杨、于水：《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柔性治理失灵：发生逻辑与矫正策略》，载《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
[27]袁曙宏：《在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中谱写法治政府建设新篇章》，载《学习时报》2018年8月29日。[18]刘福元：《非强制行政的问题与出路——寻求政府柔性执法的实践合理性》，载《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期。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渐进式演进，并不断调整并优化，以服务于总体统一性目标实现。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现实语境当中，人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的法治政府建设要解决文件和口号的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问题，就必须要提升关键少数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解决好发展问题的能力。
[53]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打破行政性垄断，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14]陈金钊：《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36]莫于川：《经由阳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念、制度与课题》，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公众参与制度具有保护公众合法权益、加强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在行政主体和公众之间形成共识，增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提高行政效率等作用。
然而，由于法治与改革创新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推进，马太效应影响下的新一轮法治政府建设中，城市间的差距也可能进一步加大。
效能政府的打造需要不断挖掘政府权力运行的时空要素，重点突破，形成有益化学反应，这构成法治政府建设永葆生命力的源泉。通过百城评估发现，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存在东部区域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整体好于中西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上略高于其他城市群，优势很明显。
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这四类责任从不同维度对公职人员及其领导干部职责边界的设定，对于强化用权者的红线意识和高压线思维针对性强。行政权主要表现为裁量权，通过程序控权弥补实体控权的不足，已经成为把行政权装进制度之笼的重要路径。党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责任，政府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承担着主体责任，党政同责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本文希冀通过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历程的梳理，在我国本土化环境中，探寻理想化的应然、复杂的实然与逻辑自洽的必然之间的紧密关联和完美转换。
提升执政党依法执政的水平，强化党委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关注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共治，通过法治社会建设倒逼法治政府建设，这些构成法治政府建设得以全面提速的关键着力点。其中，党政一把手能否切实践行是关键。
[32]严格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内容，[33]也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在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将征求公众意见特别是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作为必经程序，在食品药品监管、环境治理等民生领域以及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注重调动公民的自律意识，发挥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这对于实现善治目标极为必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并提出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充分体现了我国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迈进。定位上，行政法总则是中国行政法治大厦的基石，是行政法体系的基本法：既是对行政法基本精神理念的总结和提炼，也是将宪法对行政权最基本要求具体化的法。
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法治政府。[5]戢浩飞：《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按照行政许可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或者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20] 现代行政法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从以司法审查为中心转向以行政过程为中心。
实现法治政府发展的均衡化，应以统筹协同为目标，有针对性地在薄弱领域和落后地域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另一方面，不同行政机关的法治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性。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初创期就是以依法行政为起点的。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加强行政立法，为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
（四）发挥数字政府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功能 迈入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实现国家治理、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方面彰显出了独特优势。[20]崔卓兰：《行政自制理论的再探讨》，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
[4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这一时期，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主要集中在有法可依目标的切实推进上，为开启政府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就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已经取得成就、面临问题以及所处的新的时空方位来看，法治政府建设的长期性与阶段性，必然需要在坚守与试错中，以目标为导向，形成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优方案。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守法诚信的政府建设要求。
[45]政府诚信建设关乎政府权威性和公信力问题，是政府实现依法行政、良好行政的基础。这表明了无限政府到有限有为政府的转变。
我们不仅需要不违法的保守型政府，更需要一个积极作为的有为政府。结语：法治政府建设再出发 2020年注定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就是以树立典范和榜样，以先进带动落后，促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水平提升的有益举措。[39]何增科：《廉洁政府与社会公正》，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
